2026年的俄罗斯渔业正经历着苏联解体以来最复杂的结构性变局。从巴伦支海的冰封水域到鄂霍次克海的辽阔渔场，从挪威的制裁大棒到中国的庞大市场，这个贡献全球5.4%渔获量的行业巨头，正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艰难转身。
截至2026年3月中旬，俄罗斯水生生物资源总捕捞量已突破100万吨。全年预测显示，总捕捞量将从2025年的465万吨小幅增长至约480万吨。然而，这组看似平稳的数据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西方制裁直接锁定行业巨头、国有化浪潮从远东蔓延至北方海域、出口市场永久性地从欧洲转向亚洲。
这是一场关于生存的博弈——但胜负的规则，越来越由政治而非鱼群决定。
一、 捕捞账本：数字背后的骨架
俄罗斯在全球鱼类捕捞中仅占5.4%的份额——考虑到该国漫长的海岸线，这一比例低得出乎意料。在加工和销售环节，这一比例降至2.3%，而水产养殖更是仅占0.23%。然而，对于国内消费而言，该行业的重要性远超其体量。
2025年的初步数据显示，俄罗斯渔民收获了465万吨水生生物资源。其中：
| 品种 | 捕捞量（万吨） |
|---|---|
| 狭鳕 | 210 |
| 鲱鱼（太平洋、大西洋、波罗的海） | 70 |
| 太平洋鲑鱼 | 34 |
| 大西洋鲭鱼及蓝鳕 | 20+ |
狭鳕仍是俄罗斯渔业的绝对支柱。远东狭鳕渔业—以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西部为中心—2026年的总允许捕捞量为242万吨，较上年增长1.7%。行业预测实际捕捞量将达到约200万吨，制约因素并非配额，而是天气和船队能力。
俄罗斯农业银行行业专家中心的2026年展望预测，工业捕捞总量将增至480万吨，较2025年增加10万吨。水产养殖也有望温和增长，从39.3万吨增至39.5万吨，得益于2019-2021年建设热潮期间启动的项目全面投产。
然而，并非所有鱼种都处于上升通道。太平洋鲑鱼—一种天然的波动性渔业—预计在2026年将急剧下降。在2025年收获33.55万吨之后，俄罗斯渔业与海洋研究所预测2026年太平洋鲑鱼捕捞量仅为26万吨，较上年减少7.5万吨。在悲观情景下，总捕捞量可能低至20.4万吨。这一周期性下行反映了自然种群的波动，而海洋变暖正在改变洄游模式和产卵成功率，进一步加剧了波动。
螃蟹配额也有所调整。西堪察加红帝王蟹配额从2025年的14,437吨降至2026年的11,709吨，而巴伦支海红帝王蟹稳定在12,690吨。鄂霍次克海北部的雪蟹配额则从17,291吨增至20,749吨。
二、 制裁前线：挪威关闭大门
俄罗斯渔业面临的最直接外部压力来自北方。挪威——这个与俄罗斯有着可追溯至1975年双边渔业协议历史的传统合作伙伴——已有效地向俄罗斯主要渔业公司关闭了其经济区。
2025年5月，欧盟第17轮制裁方案将两家俄罗斯主要渔业企业——诺雷博和摩尔曼海鲜——列为制裁对象。挪威于2025年7月采纳了同样的制裁。理由令人震惊：欧盟文件称，这些公司拥有的船只表现出“与标准经济捕鱼活动不符的不规则运动模式”，并且“配备了可能用于间谍活动的技术”。
摩尔曼海鲜旗下的梅尔卡特号被特别指出“在挪威北海某海底电缆附近进行了极不寻常的航行操作，多次穿越电缆，随后该电缆遭到严重损坏”。
对诺雷博及其九家子公司而言，制裁意味着立即被排除在挪威经济区之外，并被禁止停靠挪威港口。考虑到挪威水域历来为捕捞宝贵的鳕鱼和黑线鳕提供了通道，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俄罗斯联邦渔业署署长舍斯塔科夫称，俄罗斯船队进入挪威经济区捕捞鳕鱼和黑线鳕的通道因此损失了约50%。
法律反击的失败
诺雷博并未默默接受制裁。2026年1月，该公司向奥斯陆市法院申请临时禁令，辩称拒绝发放捕鱼许可证违反了1975年《挪俄渔业协议》。诺雷博特别援引了该协议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其中规定了双方进入对方经济区捕捞鱼类的互惠权利，称其为国际法下的“强制性承诺”。
挪威政府律师辩称，制裁条例已被纳入挪威法律，向受制裁实体发放许可证本身就是非法行为。“挪威与俄罗斯之间的渔业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双方有义务违反本国法律发放许可证。”
法院站在了挪威一边。法官裁定指出，“在挪威经济区捕鱼的许可证构成了制裁条例意义上的‘资产’”，发放此类许可证将违反挪威法律。法院进一步支持了政府的立场，认为“受制裁方在挪威经济区开展业务的愿望与挪威的安全政策利益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诺雷博的临时禁令请求被驳回。该公司承认的经济损失被认为不足以压倒安全关切。
斯瓦尔巴群岛的灰色地带
尽管受到制裁，俄罗斯在挪威附近的捕鱼活动并未完全停止。斯瓦尔巴群岛构成了一个法律灰色地带。由于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水域位于挪威经济区之外，制裁措施不会自动适用。
2026年2月，摩尔曼海鲜的拖网渔船梅尔卡特号被观察到在斯瓦尔巴渔业保护区西部的鳕鱼种群上作业——这正是梅尔卡特号此前被指控损坏海底电缆的同一区域。包括KV Bjørnøya号在内的挪威海岸警卫队船只伴随在俄罗斯拖网渔船两侧，但并未干预，因为该船作业的区域是挪威执法权存在争议的地带。
挪威联合总部发言人表示，海岸警卫队船只“在斯瓦尔巴周围的渔业保护区执行主权捍卫和常规活动监测”，并补充说，“对相关船只的任何潜在检查都是随机选择的”。这一事件凸显了挪威维持的微妙平衡：在法律可能的情况下执行制裁，同时避免在国际争议水域升级事态。
三、 国有化浪潮：国家之手伸向渔网
当西方制裁从外部挤压俄罗斯渔业时，俄罗斯国家同时通过加速的资产国有化运动从内部重塑该行业。
这一进程始于远东，如今已扩展至北方渔业盆地。截至2025年底，被国有化的海产品资产已移交给国有的远东渔业管理公司。该公司控制着55家渔业及相关企业、96处房地产资产、34艘大中型渔船、80艘小型船舶以及分布在萨哈林、滨海边疆区和哈巴洛夫斯克的六个港口和物流综合体，雇佣约2700人。
2026年1月16日，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向莫斯科仲裁法院对摩尔曼塞尔德2号、安德罗梅达、扎里亚渔业集体农场及一位名为尤里·扎德沃尔内的个人提起诉讼。法院于1月23日受理此案，听证会定于2月27日举行。这些被告经营着六艘渔船，主要在北方水域作业。
检察官的指控直截了当：这些公司处于“非法外国控制”之下，因此违反俄罗斯《渔业法》非法获得了俄罗斯捕捞配额——该法限制由外资控制的公司获得配额分配。此案的核心人物是扎德沃尔内，他是德国永久居民，被指控通过总部位于汉堡的Catfish Handelsgesellschaft公司行使实际控制权，该公司从事俄罗斯野生捕捞鱼类的营销。
据检察官称，2019年至2025年间，这些安排造成了近400亿卢布（约合5.26亿美元）的损失。国家正在寻求没收价值约175亿卢布（约合2.3亿美元）的资产。
这些被告持有大西洋鳕鱼和黑线鳕的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如果所有权变更，这些认证可能面临风险。渔业国有化从远东扩展到北方海域表明，俄罗斯渔业资源的分配和出口模式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集中化。
四、 东向转进：中国、韩国与日本市场
随着欧洲市场萎缩和挪威准入受限，俄罗斯渔业加速了早已预期的向亚洲转进。数据清晰地说明了问题：俄罗斯约一半的海产品捕捞量—每年价值约60亿美元—用于出口，中国、日本和韩国现在是主要买家。
萨哈林州已成为这一对亚洲贸易的关键枢纽。仅2026年第一季度（1月至3月），萨哈林就向亚太国家出口了17,200吨鱼类产品。出口产品包括43批鳕鱼、27批狭鳕、25批六线鱼和22批鲽鱼。所有发往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货物均被确认符合质量和安全标准。
狭鳕价格保持异常坚挺，打破了典型的季节性下跌趋势。白令海狭鳕的主流交易价格稳定在每吨1,700-1,720美元，而鄂霍次克海的同规格产品交易价格约为每吨1,650美元。这些水平与2025年末记录的高位基本一致，并未出现市场先前预期的急剧季节性回调。
价格动态反映了几个因素。1月和2月期间，俄罗斯渔船的头尾去内脏产品生产能力有限，部分船队将产能重新分配给鱼片、鱼糜或鲱鱼。与此同时，中国买家在春节前继续补充库存，为原料价格提供了切实支撑。行业消息人士称，中国买家倾向于“被动补货”，而不是等待节后价格下跌。
单冻狭鳕鱼片价格显示出明显的走强迹象。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鱼片价格持续上涨，部分交易价格超过了1月初的水平。然而，进入欧盟市场的俄罗斯产品面临13.7%的额外关税，导致税后成本高于美国产品。
中国的再冻阿拉斯加狭鳕鱼片市场也面临上行压力。加工企业估计，在当前头尾去内脏成本水平下，如果不进一步调整，越来越难以覆盖原料、加工和物流成本。新一轮重新定价可能会在春节前后最终确定。
螃蟹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俄罗斯对华海产品出口中最引人注目的品类是螃蟹。中国是全球高品质螃蟹和龙虾的最大买家。2024年，中国活蟹和龙虾进口额达35亿美元。2025年前十个月，这一数字已达到32亿美元，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2025年1月至10月期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螃蟹达到18亿美元。这一数字较2017年增长了七倍。进口的螃蟹绝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远东海域，一部分来自巴伦支海。
2026年1月，中国海关总署将13家新的俄罗斯企业列入冻鲜鱼及海产品对华出口授权名单。这些企业包括萨哈林州的6家、堪察加半岛的3家加工厂、摩尔曼斯克的1家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滨海边疆区的其他企业。随着这些新批准，获准对华出口的俄罗斯渔业供应商数量达到939家。
五、 内需市场：政府采购作为安全网
在出口驱动收入的同时，俄罗斯政府正在采取措施确保国内生产商也能从内需中受益。一项重大的政策变化于2026年3月1日生效：禁止政府及市政采购源自外国（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除外）的鱼类产品。
该禁令适用于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政府采购。通过将这一可观的市场份额留给国内生产商，政府旨在使渔业免受进口竞争的冲击，并保证无论出口市场如何波动，都能获得一个基线水平的需求。
正如北方盆地沿岸渔民跨区域协会主席所言：“这扩大了国内产品的内部鱼类市场，这是好事。”
然而，国内方面仍然存在挑战。俄罗斯市场每年还进口约30亿美元的海产品，这意味着即使国家推动国内生产，消费者偏好仍然倾向于某些进口产品。人均年消费量约为14公斤商品鱼—行业专家形容这一数字既不算特别高，也不算令人担忧地低。
六、 挑战与风险
生产成本上升
渔业企业面临的经济压力不仅限于制裁。通货膨胀、高利率以及船队维护费用增加所推动的生产成本上升，正在挤压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央行在2025年大部分时间维持的高基准利率，使得许多企业难以负担船队现代化和新造船的融资。
船队维护与技术瓶颈
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捕捞船队的维护。俄罗斯大部分捕捞船队可追溯到苏联时代，而获得西方备件和技术支持的渠道因制裁而严重受限。虽然某些部件可以从中国采购或国内制造，但这种过渡既不会无缝衔接，也无法一蹴而就。
监管不确定性
行业代表还对国内监管负担表示不满。如前所述，存在“各部委人为恶化生产经营活动条件”的风险，官员们“不断发明新东西以取悦上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鲑鱼的周期性波动
野生太平洋鲑鱼渔业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在2025年33.55万吨的强劲收获之后，2026年26万吨的预测——或在不利条件下低至20.4万吨——显示了这一渔业的波动性。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海洋温度、洄游模式和产卵成功率，使得准确预测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了稳定种群，孵化场项目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联邦渔业署报告称，过去五年已放流2.65亿尾鲑鱼幼鱼。在堪察加半岛，孵化场养殖的鲑鱼现在约占帕拉通卡河渔获量的90%，并占阿瓦查河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七、 展望
俄罗斯渔业在2026年剩余时间里带着谨慎的乐观进入。480万吨的总捕捞目标是可实现的。狭鳕在亚洲市场价格保持坚挺。政府正在积极扩大国内采购渠道。正如一位行业领袖所言：“2026年渔民的生活将继续—我们经历过更糟糕的时期。”
然而，结构性挑战是深远的。制裁关闭了传统的渔场和市场。国有化正在将资产整合到国家控制之下。向亚洲的转进虽然是必要的，但在取代旧的依赖关系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依赖关系。
对于国际观察者—海产品贸易商、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俄罗斯渔业呈现出一个悖论。它仍然是全球主要供应商，特别是在狭鳕和螃蟹领域。但其运营越来越受到远离海洋的力量的塑造：奥斯陆和莫斯科的法庭、布鲁塞尔的制裁委员会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战略考量。
鱼，正如行业人士所指出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业的命运。“如果鱼在那里，人们就会捕捞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2026年，捕鱼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关于谁能在哪里、按照谁的规则来销售这些鱼。
